1920年2月中旬的一個晚上，北京通往天津坎坷不平的土路上，一輛舊式帶篷騾車緩緩行進。車里坐著兩位乘客。一位約30歲，戴一副金絲邊眼鏡，一身皮袍，手提包里裝著賬本，儼然一個年前外出收賬的賬房先生。另一位約40歲，長袍外套著一件棉背心，一頂氈帽低低地壓在頭上，看上去像個土財主。但這兩位并不是普通乘客，他們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思想界的兩個領軍人物：李大釗和陳獨秀。時人曾這樣形容這兩位風云人物：北大紅樓兩巨人，紛傳北李與南陳，孤松獨秀如椽筆，日月雙懸照古今。北李南陳，兩大星辰；茫茫黑夜，吾輩仰辰。
但這兩位思想文化名流此次出行，如此的裝扮，卻是為了掩護陳獨秀安全離京。事情起于1919年6月陳獨秀被捕。北京政府原以為逮捕了陳獨秀，便可以遏制新思想、新文化的傳播，便可以壓抑風起云涌的反帝愛國運動，不料，陳獨秀雖然失去自由，但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、支持和聲援，并因此而名聲大噪，成為婦孺皆知的新派領袖人物。
9月16日，在社會各界的積極營救和強大的輿論壓力下，北京當局不得不退讓。警察廳同意陳獨秀以胃病為由，“準予保釋”，但出獄后“仍應按豫戒法第3條4款施以豫戒”，不得擅自離開北京，不得從事政治活動，并由“巡官等隨時視察按月呈報”，“免其再有越軌行為”。隨后，陳獨秀受邀前去武漢演講，其消息經報道后，北京政府震怒，限期要警察廳交人。警察廳慌作一團，決定在他返京時再將其逮捕囚禁。并不知情的陳獨秀回到寓所后，一位警察也進了屋，見陳獨秀在家，閑扯幾句后，警察急急走了。陳獨秀警覺起來，立即帶上隨身要用的東西，輾轉去了李大釗家。李大釗擔心地說：“仲甫，北京待不下去了，想法子回南方吧。”二人連夜來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。王星拱給陳獨秀戴上一頂氈帽，讓他穿上王家廚師穿的一件油漬斑斑的背心，裝成病人。李大釗帶幾本賬本及店家用的紅底片子，裝成生意人。兩人雇了一輛騾車，連夜出朝陽門，直奔天津。
北大教授 王星拱
就在那輛不起眼的騾車上，一件對近現代中國影響深遠的偉大事件正在醞釀中。陳獨秀通過五四運動及其后自己的遭遇，深感中國有必要建立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。他的目光從以青年學生為主轉向以工農大眾為主，從對思想文化的研究和傳播轉向建黨的實際運動。
騾急急向前奔去，身上的鈴鐺有節奏地響著，兩只轱轆在脆嘣嘣的雪地上留下嶄新的轍印。李大釗和陳獨秀一點倦意也沒有，這一路，兩人親密地談著在中國建黨的事宜，并約定，陳獨秀在上海，李大釗在北京，一南一北負責建黨。
陰歷除夕，陳獨秀到了上海。上海街頭到處響著噼噼啪啪的鞭炮聲，酒吧、飯館里傳出劃拳聲，舞廳、戲院飄出樂曲聲，石庫門房子里傳出“嘩嘩”的麻將聲，一切都迎接著新年的到來。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最為集中的中心城市，匯聚了50萬產業工人。按照與李大釗的約定，陳獨秀就在這里率先開始了建黨活動。
在中國共產黨創建史上，“南陳北李，相約建黨”的佳話廣為流傳。在他們的行動和推動下，各地紛起響應，一時間形成星火燎原之勢，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事業由此開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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